杨保森

 

     1945年11月11日，驻守苏北盐城的国民党先遣军第二路第一军军长赵云祥将军,率领所部1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并通电全国，庄严声明：“响应高树勋将军反对内战，拥护和平主张，接受民主政府领导，决心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到底，望全国其他部队共举义旗，为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伟大事业而奋斗。”此义举，首开华东地区国民党收编伪军成建制投向人民的先例，使苏中、苏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

    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赵云祥将军毅然作出历史性的抉择，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加速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覆灭。与此同时，他在特定时代环境下铸就的跌宕人生，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一、西北军里，旅馆茶房成团长

    赵云祥，字瑞清，又名渭清，1905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鬼赵村的一个破落的自耕农家庭。祖父是晚清光绪年间的武举人，中举后被选入京城的禁卫军，负责守卫皇宫北大门，收入不菲。退役时便用平时的积蓄，在原籍购置田产，娶妻生子，成了方园几十里的名人。到了父亲一代，由于父亲游手好闲，家道中落，赵云祥降生时，家境从殷实富足衰败到温饱难以为继。幼年时期，全家老少节衣缩食，才勉强供应赵云祥断断续续读了四年私塾。后来实在没有办法，赵云祥只好辍学回家，跟着大人一起下地劳作。10岁那年，豫南地区连续三年大旱，庄稼歉收，穷人家的生活更是举步维艰。1917年，年仅13岁的赵云祥经人介绍，来到开封，到一家郾城人开的小旅店里当伙计。他除了跑前跑后照顾住店客人，还要悉心伺候店主人一家老小生活，稍有不慎，就会招致一顿责骂，甚至挨打受罚。在这种环境里，养成了他性格中逆来顺受的一面，也激发了他日后发奋向上，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1920年11月，生活在无奈之中的赵云祥从住店客人的闲谈中听到，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湖南常德经湖北湛家矶开来河南信阳驻扎。这支部队和其他军队不一样，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经常教士兵识字，学手艺。现在正在招兵，郾城有很多人都在那里当兵。问十镇的梁冠英还当上了营长，手下管着好几百人。听后，赵云祥眼前一亮，何不前往投军，运气好了，将来也能弄个一官半职，从此告别这种低声下气的店员生活。于是，他瞒着店老板，也顾不上告诉家人，把十六岁改成十七岁，跑到招兵处报名，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入伍以后，赵云祥被编进第十六混成旅第一团（团长李鸣钟）一营（营长孙良诚）当新兵。由于赵云祥幼年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当时的部队里，成了少有的文化人。三年的店员生活，又养成了他办事机警、腿脚勤快、待人谦虚礼貌的良好习惯。特别是部队训练，赵云祥的祖上就有习武的传统，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拳脚。舞枪使棒更是得心应手，什么样的高难度动作都难不住他。在器械体操和武术两项比赛中，均得过冠军。很快，赵云祥成了大家公认的后起之秀，同时也受到了营长孙良诚的器重。于是，便把赵云祥调到自己身边，当了一名勤务兵，不久，又改为传令兵。1921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孙良诚升任第十一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李呜钟）第四十一团团长，赵云祥升任班长。1924年，任国民一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旅长孙良诚）手枪队（队长张人杰）排长。1925年12月，任西北边防军第二师（师长孙良诚）手枪队队长。在部队里，赵云祥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首都革命和平息甘肃地方军阀叛乱的战斗。尤其在入甘以后的陇南追击、收复平凉的作战中，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西五原举行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成立国民联军。采取固甘援陕战略，挥师驰援陕西，参加西安解围作战。孙良诚奉命担任援陕总司令，率领所部吉鸿昌、梁冠英、刘存简3个旅以及马鸿逵第七师由陇东平凉地区向陕西进军。赵云祥任国民联军第三路总指挥部（总指挥孙良诚）特务营营长。一路斩关夺隘，连打仗带行军，部队平均日行程100多里。进至咸阳以南的候寨和三桥镇附近，与镇守军主力相遇，仗打得十分残酷，一村一寨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设在候寨的孙良诚指挥部受到敌军反扑，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赵云祥果断率领一营突击队，冒死出击，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为孙部击溃刘镇华主力，最先到达西安立了战功。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就任国民政府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西安誓师北伐。赵云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军（军长孙良诚）特务营营长，6月1日，任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特务团团长。随冯部中路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相继攻克洛阳、孟津、开封、曹县、济宁等地。1929年5月，西北军西撤以后，驻军洛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赵云祥团由反蒋联军第二方面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孙良诚直辖。奉命从洛阳东进。在登封之战中，赵云祥腿部中弹负伤，被送往洛阳住院治疗。9月下旬，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战场形势逆转。反蒋联军迅速溃败，刚伤愈不久的赵云祥临危受命，带领所部，在后面掩护撤退。战事结束后，赵云祥历尽艰辛，将部队带往山西翼城，任暂编第三师第一团团长。不久，前往山西孝义继续追随已经下野的冯玉祥，担任军官学校警卫团上校团长。

    二、北苑突围，无悔一身英雄气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驻山西介休、翼城的两个师，师长鲍刚和张人杰由方振武率领自山西前往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赵云祥由团长提升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第五军（军长张人杰）第一师（师长宋铁林）第一旅旅长。参加了收复沽源、多伦等战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被迫下野。第五军张人杰部被宋哲元改编成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赵云祥，第二团团长王继贤。不久，赵云祥离开部队，回到河南原籍过起了田园生活。不到一年，赵云祥又静极思动，奈不住寂寞，留恋起紧张的军旅生活。于是，第二次打点行装，北上寻找部队。先是到了保定，找到时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的高树勋，听了赵云祥说明来意，高树勋表示，部队刚组建不久，暂无适当位置，建议他留下来担任营长职务。赵云祥觉得自己10年前就是营长，特别是担任总部手枪团团长那段时间，谁见了自己也都有事无事敬三分，现在重新再来干营长，上上下下都是过去的老弟兄，一天到晚总会难为情，于是他婉言谢绝了高树勋。赵云祥又找到了正在北京北苑驻防的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阮玄武也是西北军的老人，抗日同盟军时期是方振武的参谋长，两人自然十分熟悉。阮玄武告诉他，今天的独立第三十九旅的所有官兵都是原来抗日同盟军的老底子，冯玉祥离开部队后，于1934年被省主席宋哲元编为察哈尔整编第一旅，次年改为独立第三十九旅，今年刚刚移防北平北苑，部队人员训练有素，过去就同日本人多次交手，抗日热情非常高。特别是编制满员，装备精良，全旅员额6000多人，机枪、火炮等先进武器应有尽有。现在打算请赵云祥留下来，担任该部教导总队上校总队长。赵云祥过去在汾阳军校有过一段经历，对军事教育也比较热心，考虑到等将来熟悉了环境，凭自己同阮玄武的关系，也不难找到重新带兵的机会。于是便愉快留下来，尽心为部队训练中下级军官。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冀察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南苑、北平、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当晚，日军向第二十九军发动全线进攻。7月28日，鉴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宋哲元率二十九军主力移师保定，留下独立第三十九旅和独立第二十七旅配合张自忠在北京维持局面。随后，日军主力陆续入城。装备精良的日军奈良支队将驻扎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团团包围，逼迫阮玄武投降。全旅改换服装，变成保安队，接受日本人指挥，替日本人维护治安。阮玄武在北苑旅部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将当时的局势告诉大家，并指示到会干部自想办法，自找出路，说完就离开会场，不知去向。赵云祥作为第三十九旅教导总队长，自然也参加了会议。他对日本人的疯狂进逼早就怒不可遏，如今旅长又丢下部队让大家自找出路，分明是放弃责任。自己早年投军追随冯玉祥将军出生入死，为的就是救国救民，现在日本鬼子打到了门上，自己一枪不发，放下武器当汉奸，将会遗臭万年，干脆豁出这条命，也许能闯出一条活路。回到教导总队队部，将当时的形势和处境，告诉给各队负责人，并说明自己宁愿冒险突围，决不投降。各队干部一致同意服从指挥，跟总队长一起同生死、共患难。随后他把几名骨干留下，作了周密的部署：鉴于日军陈重兵在军营周围，监视严密，准备工作一定要谨慎小心，不能丝毫暴露行动计划。日本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军营的正面和营区大门方向，突围的路线应选择在敌人疏于戒备的军营西北方向，最好是午夜后行动，才能出其不意。8月7日部队做好准备，当晚十二时过后，由队长崔连荣带领两个小队，将营区围墙挖开一个大缺口，部队有秩序的迅速离开险境，部署在附近监视的鬼子竟丝毫没有察觉，部队突围成功后，直奔京西妙峰山，即在山下村庄宿营吃饭。9日，继续南撤到距北京百余里的斋堂镇，在该处休整了10天。接着又有事先约定好的手枪队副队长潘子明率领全队官兵也由北苑突围到该镇会合。不久三团一营副营长赵群祥也带所属官兵陆续到达。潘子明是河南省临颍县小商桥人，离赵云祥的家乡不到三十里。赵群祥与赵云祥是堂兄弟，两人从小就生活在一起。几人一合计，将三部人员合在一起，编成一个团，推举赵云祥为团长，共有官兵近千人。整编后继续南撤，在河北易县境内与冀东保安队一部相遇，经过协商，共同抗日，将该部编为第四营。十多天后，当赵云祥带着部队赶赴保定向宋哲元报道归队时，宋哲元十分高兴，没想到平时默不作声的赵云祥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还能带出满员编制的整整一个团。其他很多部队是越打越少，可是赵云祥的部队是越打越多，真是人才难得。于是立即任命赵云祥为第二十九军特务第二团团长，率领所部开往津浦铁路线上的泊镇车站集结。

    三、华北平原，举旗抗日扬军威

    接到移防命令后，赵云祥集合人马，日夜兼程东进。当时冀东、冀南暴雨成灾，平地积水都在三尺以上。部队经高阳、河间、献县、交河等县，涉水行军十余天到达泊镇车站。该镇属山东河北交界地，是抗日最前线。当时日军已占领沧州，尚未沿铁路向南进犯。赵云祥率部到达后，划归保安第二旅指挥，旅长程希贤受命防守车站一带。泊镇位于大运河西岸，北距沧州约六十里，河面上停放难民船只很多。日军不断派出飞机进行轰炸，曾被赵部用机枪、步枪集中火力击落1架。进入9月下旬，日军企图南犯，开始向南抢修铁路。接到报告后，赵云祥抢先行动，立即派出部队把泊镇以北直到砖河车站的铁路彻底破坏。完成任务后奉命经德州、夏津、临清撤往河北威县境内休整待命。此时，交河保安队二中队中队长戴心宽，带领200多人也正巧撤到威县。戴心宽是郾城小戴庄人，与赵云祥既是同乡又同在西北军共过事。两人商量后，戴心宽愿意编为赵云祥部1个营，由戴心宽任营长。10月上旬，河北省政府任命赵云祥为河北省先遣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编制与旅相同，归河北保安司令高树勋指挥。高树勋由濮阳到达威县后，即命令赵部北上，经南宫、衡水、冀县、武邑到达富庄驿驻守。当时冀中一带已无国民党正规军，正当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见有一支中国军队回来了，地方上自发成立支应局、供应站之类的组织，捐钱捐物，送粮送草，以求部队保境安民。老百姓对军队的热情是赵云祥投军二十年来所未见过的，于是，他决定以富庄驿为中心，在武邑、阜城、献县、交河一带，拉起抗日大旗，采取招募、收编的办法，扩充部队，很快发展到3000多人。赵云祥按支队建制，把所部编为两个团，一团团长潘子明，二团团长戴心宽，另又增加1个特务营，赵瑞甫任营长。

    11月初，高树勋率部南撤。时值初冬，天气寒冷，士兵均无棉衣，赵云祥决定暂时留下，先抓紧时间为部队解决冬装问题。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使赵云祥名声大震的事情。当时交河县已由当地汉奸士绅李颜彬组织了维持会，李曾在北洋军阀部队当过旅长，赵云祥派支队参谋长赵子贞带兵1连，到交河县城与李颜彬交涉，让其协助筹办棉衣，并解决一部分军费。李满口答应，并很快将一批衣被送到富庄驿。不料在11月5日夜间，李派一队民团将赵子贞及随同人员全部杀害，并围攻驻于城外的连队，打死连长以下40多人，仅30多人奋力突围。情况发生后，赵云祥怒不可遏，三天后，亲率两个营兵力，进攻交河民团驻地，打死打伤民团100余人，生俘30余人。李颜彬不敢留在交河，连夜逃往天津。战斗结束后，在富庄驿北门外将俘虏全部枪杀，为死难官兵报仇。事后，附近各县以抗日保家为名拉起来的各色土杂武装，都对其刮目相看，有的主动投靠，有的表示合作，武邑、阜城、枣强等县还要求赵云祥入境保民。

    为了解决部队的装备供应，赵云祥还派人到天津、北平等地招聘技术人员，并购买了二十九军遗留下来的机床等设备，在防地成立了修械所，每月能制造步枪百余支。经过4个多月的苦心经营，部队发展到4000多人，势力达到交河、阜城、武邑、武强、冀县、衡水、枣强等县。年底，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支队改编为河北民军第二路，赵云祥为司令，编制与师同，下辖两个旅和特务团、骑兵连，司令部设副官处、政治处、参谋处、军法处等，归其管控的还有数股游杂武装。在八路军东进冀南之前，赵云祥部是这一地区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武装力量。

    到了冀南以后，赵云祥一面大力扩充部队，一面积极出击，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士气。1938年8月9日，河北民军第二路在冀县城内举行东进抗日誓师大会。赵云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七七事变，已逾一年，中华半壁河山尽陷敌手。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敌人正集中兵力威胁武汉，后方空虚。各游击队要主动出击，打击敌人，坚决粉碎日寇亡我中华的企图。”会后，赵云祥亲自率领3个团，长途奔袭德州火车站，炸毁火车车厢数节，击毙护站日军十多名，活捉5名日军，4名护路警。在当地老百姓的协助下，扒毁德州至吴桥间铁路十多公里。戴心宽率领另一支部队还袭击了德州城郊的两处日军军营，一时火光冲天，日军乱成一团。1939年12月，日军进攻住在冀县境内的赵云祥，赵主动撤出县城，转移到冀县以北靠束鹿县边境各村庄。他发动群众破坏所有的大路，纵横挖沟，村村相连，军队转移在沟内行动。赵云祥亲自组织突击队袭击冀县县城日军营房，歼灭大量日军，并活捉俘虏日军十多名，解送河北省政府。1940年秋，赵云祥奉命带领部队到达山东曹县西部靠近河南兰封一带休整。他利用作战间隙举办训练班，对连排长和中下士、班长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其中有步兵操练，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各科步兵动作以及政治思想、爱国主义教育等。采取冯玉祥将军教导的训练方法教导官兵，唱吃饭歌，使每一个官兵都知道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吃的穿的用的都是老百姓供给的。农忙季节，他命令各部队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很受当地农民欢迎。1942年，鲁豫旱灾严重，赵云祥亲自带队在曹县一带帮助农民抗旱，掏井挖河浇地。老百姓说；这真是冯玉祥训练出来的好部队。

    赵云祥对八路军在山西的忻口会战和娘子关会战中取得的战绩早从内心感到敬佩，双方已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1937年底，八路军陆续派出主力部队，进入冀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陈再道亲去冀县会晤赵云祥，向赵介绍了八路军挺进敌后的战略目的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两人就团结抗日、配合对日作战行动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当场交换了联络参谋的名单，以便相互随时取得联系。不久赵云祥还派出代表参加冀南军政委员会的筹备，出任陈再道为主任的冀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军二路不再扩张地盘，也不再收编、吞并小股游杂武装，在其控制区内成立接待站，负责接待八路军的过往人员。派出政治部主任胡若愚等6人去杨秀峰任院长的抗战学院受训。这些受训人员回到所在部队后，又集训了政工人员百余人。赵云祥还告诫部下，凡是八路军已控制地区，我部不得进入，遇有争端，通过双方联络员协商或提请军政委员会解决，对八路军过往人员概予热情接待，提供方便。

    随着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普遍建立，赵云祥逐渐感到行动受到了束缚，再也不能象原来那样毫无顾忌地扩张地盘，扩充实力。尤其是鹿仲麟出任河北省主席后，赵云祥就象遇到了救星。一是鹿仲麟曾当过西北军代理总司令，其地位仅次于冯玉祥，都是西北军系统，遇事自然有所关照；再者，鹿是中央任命的河北省主席，是正统，这才是自己今天真正的靠山。于是，赵云祥对原来的冀南军政委员会也就不再当回事了。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公然宣称冀南军政委员会不合国家政体，应予以取消。鹿仲麟也积极配合，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并命令赵云祥所部采取军事行动。开始，赵自知不是八路军对手，迟迟按兵不动。后来鹿仲麟不断软硬兼施，又通过孙良诚对赵云祥施压。这时的赵云祥也想靠老长官的提携步步高升，患得患失之后，表示待石友三部到达后，一定配合行动。不久，第三十九集团军涌进冀南，制造了一系列血腥事件。赵云祥的胆子也顿时壮大了起来。“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如把经过民选产生的冀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开明士绅马紫波以礼送出境为名赶走；在北储宜，将中共冀县县委书记樊振庭秘密逮捕并将其活埋；在广宗刘家庄，活埋东进纵队工作人员11人；在新河城东小头村，将新河工作队、县战委会及基干队包围缴械，经徐向前亲自出面与赵云祥交涉，才放回全部人员枪械。

    为了打破敌伪顽夹击的局面，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迅速作出了反顽部署，集中冀南、冀鲁豫两军区的18个团，在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率领的7个团的配合下，发起了讨伐石友三、赵云祥的作战行动。2月7日发起总攻，守敌纷纷瓦解。刚刚被冀南军区五分区赶出武邑县的赵云祥部，只得渡过漳河，逃至清丰、南乐。5月初，八路军对各部顽军继续进行讨伐，赵云祥部死伤200余人，遭重创后，被迫逃至鲁西南的曹县一带栖身。经过沉重打击之后，赵云祥如梦方醒，深感后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后来，驻曹县的顽军部队向根据地中心区发动进攻时，赵云祥始终未出一兵一卒，保持了中立的态度。

    四、曲线救国，一失足成千古恨

    赵云祥从投军开始，一直就是孙良诚的部下，孙对赵有知遇之恩，孙良诚在西北军是有名的虎将，又位列十三太保之首，处事稳健，深受冯玉祥的器重。初到冀南时，赵云祥就感到周围形势复杂，需要一位有资望的老长官来帮助自己开创局面。1939年9月，他趁一次拜见鹿仲麟的机会，向鹿表达了想邀请孙良诚来河北抗战的愿望。鹿告知，孙良诚仍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不日将毕业。对邀孙北来抗日一事一口答应；“这事好办，我电请委员长委任就是啦。”蒋介石果如鹿仲麟所请，1939年，任孙良诚为河北省政府委员、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指挥部下辖4个纵队和独立支队，河北民军二路改编为第三纵队，赵云祥仍任司令。从此，赵云祥再一次成为了孙良诚的直接部属。可是赵云祥哪里知道，孙良诚已经不是一个富贵不能淫之人，早在1929年10月的反蒋战争中，孙良诚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密谋叛冯投蒋，后因故未果。他更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似深谋远虑的决定，造成了自己的终身大错，而平生敬重的老长官，竟把自己带上了歧途，从而蒙上了难以洗刷的耻辱。

    孙良诚到任不久，就蛊惑赵云祥与八路军搞磨檫，结果损兵折将，被赶出了河北，赵云祥丢掉了所有的地盘。

     1940年冬，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对赵云祥部队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高石”事件。当时，孙良诚部刚到达鲁西不久，山东省长沈鸿烈任命他接替李树椿的鲁西行署主任职务，辖聊城、单县两个专署。赵云祥部改编为陆军暂编第30师，建制不动。高树勋虽归石友三指挥，但两人成见很深，双方互不见面。孙良诚和他两人都是西北军的老同事，极力从中调解，并征得双方同意，由孙良诚陪同石友三到高树勋驻地会晤。这时高树勋已有除掉石友三的计划，并已作好布置。等孙、石到达后，即将两人隔离，随后，石友三被处死。石的总参议毕泽宇是实际上的幕后策划人，为了斩草除根，毕泽宇又借口召开师部将领会议营救石友三，将石友三之弟石友信枪杀于会场，孙良诚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又受一场虚惊。孙良诚事先不知有此一举，在惊慌之余，把高树勋大骂一顿。在处理善后时，高树勋为安抚忿忿不平的孙良诚，允诺由其保荐孙继任第六十九军军长一职。但在电请时，毕泽宇等人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将孙良诚的名字改为毕泽宇。所以，蒋复电是毕泽宇，孙良诚大失所望，认为高树勋对他玩弄手腕，是个不能共事的小人，遂与之决绝。然后率领赵云祥等部奔赴山东定陶大陈楼一带，从而脱离了冀察战区的指挥。

    石友三的手枪团团长宋荣馨，石友信师的团长段海州，原系二石亲信，觉得久处高树勋之下也难逃暗算，乃向原石友三的参谋长王清瀚表示愿听王的指挥。王清瀚久欲掌握部队，抓住这个机会，便带领宋荣馨、段海州两部脱离高树勋，前往定陶与孙良诚汇合，经报请一战区长官部，被编为新编第四旅，孙良诚的实力大增。队伍虽然扩大了，但也面临着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那边同八路军翻了脸，这边又与高树勋分了家，一支孤军在敌后活动，强敌环峙，作战没有友邻部队配合，危机随时都会发生。孙良诚虽然可以用鲁西行署的名义就地征发粮饷，但僧多粥少，供应日渐不济，而枪支弹药更无着落，所以仍是坐困愁城，一筹莫展。

    1942年1月，汤恩伯以苏鲁豫皖边区四省党政分会主任的名义，突然派李仙州到山东聊城重建鲁西行署，派他的高参韩多峰，接替鲁西行署主任职务。汤事先既未通知孙良诚，对孙以后的去处也只字不提。孙良诚当时很恼火，就婉言拒绝交让。韩多峰碰了钉子后汇报给汤恩伯，汤就密令孙秉贤、朱世勤两专员断绝对孙部的粮饷供应，并要朱就近加害孙。3月中旬，孙良诚由定陶县的傅楼前往曹县的陈楼召开军事会议，在返回途中，遭到朱世勤预先派出的一个连的阻击，打死了卫士及随行的骑兵连士兵十多人。孙良诚逃回定陶气愤极了，发电报向汤恩伯告状，结果又是不了了之。不久汤恩伯还严令赵云祥、王清瀚全力配合李仙州入鲁“反共”，至于枪械、弹药、经费等则请而不拨。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使孙良诚、赵云祥看清了蒋介石利用抗日旗号，剪除异己的险恶用心，于是开始考虑今后的出路。就在此时，日军也趁火打劫，于1942年3月中旬，以第三十二师团位于巨野西南、以骑兵第四旅团布于单县附近，对八路军和赵云祥、王清瀚部实施合围，汤恩伯、李仙州则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赵云祥部死伤300余人，幸而八路军主力和根据地军民主动出援，赵、王两部才免受更大的损失。

    赵云祥、王清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赵云祥求计于素称“小诸葛”的王清瀚，王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继续打着国民政府军的旗号，走这条路要么在汤恩伯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忍气吞声，要么与高树勋言归于好。前者后果不堪设想，后者是回炉烧饼不香。中策是重新与八路军合作，但他疑虑同八路军裂痕太深，势难弥合，不愿走这条路。下策则是投汪附日，保存和扩大实力，以后再图出路，此虽为下策，但不失为良策。两人将商量的意见向孙良诚汇报时，孙表示：“能保住部队，就是万全之策，从长计议吧!”

    得到了孙良诚的默许之后，赵云祥、王清瀚立即派曹县县长郭念基、孙良诚总部参议谢庆云前往开封，与汪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接洽，几经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孙良诚所属部队被改编为两个军、五个师。然而，主动带领部队公开投降敌人当汉奸，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的确难以启齿，也会遭到部队官兵的抵制。赵云祥于是想出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他派出郭念基、谢天祥到归德与张岚峰联系，请求日伪军进行配合。几天后，大批日军突然将赵云祥驻地曹县一带村庄团团包围，高喊：“缴枪不杀，赶快投降”，时在凌晨，赵部官兵尚未起床，事起突然，仓皇失措，赵云祥一面命令各营严守阵地，一面召集旅团长开会。旅团长因为莫名其妙，默默无言。只说唯师长之命是听。赵说；“打则同归于尽，降则还能保存实力，徐图良策。”赵见大家无异议，便命令早已准备好的汪记党旗，按规定的暗号向日军挥舞，日伪军当即撤去。4月22日，孙良诚、赵云祥等人发出投汪通电，孙良诚就任反共和平救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下辖第三十九师（师长潘子明），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下辖第四十一师（师长宋荣馨），第四十二师（师长王和民）。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和特务团、骑兵团由总部直辖，两军共3万余人。1943年3月，在日军的掩护下，二方面军总部移驻濮阳八公桥，五军驻濮阳、长垣两县，四军驻东明县，军部驻县城，三十九师驻裕州屯，四十师驻东明集，并在码头李、满城、葛岗等地建立据点，控制东明至荷泽、东明至考城的交通要道。赵云祥投敌后，引起了许多有血性部下的痛恨，不少人偷偷离开部队，另找出路。当时士兵中流行着一首顺口溜；“抗战五年多，和平两年半，什么都不落，落个当汉奸。自觉低一头，更怕熟人见，浑身是臭气，终身洗不完。”

    同日伪合流以后的赵云祥，丢掉了过去高喊的民族气节，甘心为虎作伥，积极为日军催粮、抢粮、派款、抓丁。强化伪化区，蚕食抗日根据地，经常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如，1943年9月，配合日军三十二、三十五、五十九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对晋冀鲁豫区进行秋季大“扫荡”；10月，配合日军“扫荡”濮阳规范中心区，妄图围歼晋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11月上中旬，趁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之机，在日军掩护下，又对根据地中心区进行蚕食。

    赵云祥的种种倒行逆施，对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为震慑敌伪，保护人民，冀鲁豫军区决定，发起濮阳东南战役，采取掏心战术，奔袭二方面军所在地八公桥，二、三、四、五分区部队和地方民兵，在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副司令杨勇的指挥下，于11月17日攻克八公桥，并拔除周围17个据点，全歼直属部队，毙伤数百，俘总部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3200人，并有大量缴获。赵云祥派出增援的两个团途中遭到伏击，伤亡惨重。伪五军则放弃濮阳县一带据点，逃进濮阳城。此后，赵云祥的投敌行为有所收敛。

    五、光荣抉择，苏北古城响惊雷

    我党从未放弃对赵云祥部的教育争取工作。过去在冀南，双方就建立了很好合作关系。赵部刚到山东不久，鲁西军区第八分区联络部马上派代表与赵云祥洽谈共同抗日事宜。但赵犹豫不定，谈判没有实质进展。鉴于赵云祥投降敌伪主要是受以往“实力至上、地盘至上”等军阀割据观念所支配，缺乏民族气节。通过耐心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仍有转变立场的可能。只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具体的工作方式有所调整。主要通过对赵云祥周围的带兵将领和中下级官兵多做工作，启发大家的爱国精神，一但条件成熟，配合军事行动，共同把赵云祥推向人民的阵营。此时的赵云祥也看到了日军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双方胜负难料，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脚踩两只船，保存好自己的实力。首先，他与孙良诚通过熟人与国民党拉上关系。1943年春，汤恩伯派其总部少将参议及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时的副官主任朱忠民，以鼎泰庄商行老板的身份秘密前往开封会见孙良诚。随后，朱又被孙良诚委任为开封绥靖公署少将参议。携带电台常住开封，随时保持与汤恩伯的联系。这一切，孙良诚自然对赵云祥无半点相瞒。赵云祥于是觉得今后可以高枕无忧、坐待国民党接收了。此后不久，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曾任西北军政治部主任的申伯纯偕同周天亚等，在伪二方面军开封合作社经理李子铎的陪同下，装扮成商人来到扬州，向孙良诚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和党中央对伪军的政策，希望他能相机反正，孙良诚答应考虑，待条件成熟行事。申伯纯还把赵云祥请到扬州，两人单独进行了一席长谈。申和赵在北伐时就有过联系，在冀南曾进行过多次接触，那时，申随鹿仲麟的秘书梁霭然对鹿做统战工作，赵受过其教育。石友三入冀后，申处境危险，赵曾赠送路费并派人护送申离境，故两人有一定感情。赵当面向申表示，能和孙先生（指孙良诚）一起行动更好，万一不行，我带领部队单独起义。为便于今后的联络，申伯纯回延安时把周天亚留在苏中军区，以新四军参议的身份进行活动。

    在伪军内部，共产党又建立两条内线做赵云祥的策反工作。一条是第四十师少校参谋郭鑫及高寿山等人，郭原系太行第五分区磁武敌工站副站长，军区利用戴心宽是其表姐夫的关系，派其打入该部，随后又将高等带入。他们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利用交朋友的方法又发展了王连捷、张澍铭等人。他们的争取重点是戴心宽，因戴出身贫苦，母亲被地主打死，其弟参加红军后，在长征途中牺牲，其子又被日军打残，有容易争取的一面，且争取过来后影响大。另一条线是军部副官处长路耀林，他出生于河南扶沟，曾在西北军吉鸿昌部任机枪营长、骑兵营长。1926年，经宣侠父介绍加入共产党，西北军解散后脱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任新四军六总队二支队侦察科长。后利用赵云祥河南招兵的机会打入该部。由于在官兵中威信较高，又是河南老乡，一直受到赵云祥的信任和重用。

    1944年上半年，日本人调伪第二方面军驻防苏北，并任命孙良诚兼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管理13个县的行政政权。当月，伪二方面军向考城、商丘、兰封一带集结。接到命令的当初，赵云祥考虑到部队都是河北、河南一带人，不适应水乡生活，自然不怎么积极。但军令难违，加之南京政府“江苏是天堂乐园，不愁吃，不愁穿，升官发财”的宣传，也就从命了。唯有一件棘手的事要处理，即在东明的监狱里关押的几十名共产党、八路军的“犯人”要处理好。他原想让这些人成为与八路军讲条件的筹码，或形势不利于己时留个退路，现在怎么办?是杀、是留、是放?杀吧，徒添罪孽。留吧，万一这些人以后遭到不测，自己也难逃其咎。只有放，反正人走了，谅也无人追究。在敌工人员的活动下，被关押的所谓政治犯全部被释放。

    11月中旬，伪二方面军第三十八师及总部各处、各直属部队乘火车到徐州，转津浦路到镇江。再过江开往泰州等地。四军、五军由孙良诚率领乘陇海铁路火车直达海州。12月上旬，在大批日伪军的策应下，经板浦、响水、东坎一线南移。12月12日，五军进驻阜宁，赵云祥带领四军继续南下，在先期到达泰州的三十八师接应下，于15日到达盐城。并进驻各指定地点。四军军部及一五五团驻盐城，特务团驻冈门，三十九师率一五三团驻伍佑，一五二团驻南岸，一五一团驻大冈。四十师率一五四团驻上冈，一五六团驻湖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派人向赵云祥发出劝降书。赵云祥异常紧张，害怕所部被歼，急忙把四十师全部、军特务团、三十九师之一五五团收缩到盐城，委任戴心宽为城防司令。三十九师师部率两个团驻伍佑，与盐城成犄角之势。正当赵云祥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蒋介石派大汉奸、伪立法院副院长熊斌以宣抚使名义收编各路伪军。伪二方面军被编为先遣军第二路军，委任孙良诚为总司令。赵云祥则委任为第一军军长。其任务是就地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军到来。与此同时，汤恩伯、顾祝同、李品仙也日夜向苏南、苏北、苏中挺进，黄伯韬的二十五师已进抵扬州。在这样的情况下，善于见风使舵的赵云祥突然改变态度，不再考虑以前作出的“相机反正”的许诺，其军法处还把过去待之以上宾的新四军信使徐渠杀害。当戴心宽劝他为弟兄们着想，是否派人和新四军联系时，他不理睬，回答说：“听总司令的”。

    10月19日，苏中军区奉命集中苏中军区3个旅和盐阜军分区5个团的部队，共2万余人发起盐城战役。指挥部由苏中军区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管文蔚、苏中军区副政委姬鹏飞和盐阜军区司令员谢祥军组成。首先进攻盐城以南伍佑据点，经两天激战，杀伤大量守敌。伍佑守敌指挥官潘子明是赵云祥的亲信，连连向赵云祥求救，路耀林也以“手足之情”力劝赵云祥电令三十九师突围。中途进入我军预设伏击阵地，伤亡500余人，潘子明以下1700余人被俘。参战部队乘胜相继攻克14个据点，将盐城团团包围。走投无路的赵云祥急电扬州请示办法，孙良诚电令：“坚决守城，与城共存亡。”并说南京将派飞机来支援。南京是派了几架飞机，那只是盘旋几圈，以示壮胆而已。赵云祥很清楚，孙良诚是要跟蒋介石走的。而就赵云祥本人而言，对蒋介石并无好感。中原大战留下的一弹之仇是终身难忘的。他也想过申伯纯的忠告，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了解的，若把部队拉过去，新四军肯定欢迎，何况还有周天亚在。所虑的是过去与八路军搞过冲突，又惹了一身腥气，总会见人矮三分，况且丢下孙先生不管，也不够朋友意气。因此，走这条路的决心也难下。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一旁的戴心宽进言：“与城共存亡，死很容易，但为谁打仗，为谁而死?人要吃饭，枪要子弹，伤兵要治，怎样解决?你我都有亲身经历，国民党是容不得杂牌军的。请军长考虑，派人与新四军联系为弟兄谋一条出路。”赵云祥认真听完这些分析，也觉得确实如此。唯一的生路就是与新四军合作，打、突围、等待都是死路。况且城里除军部特务团、教导队以外，都是戴的部队，戴有此打算，也只能趁机下台啦。

    11月3目，郭鑫和出城，会见指挥部首长管文蔚等人，表达了城内守军的起义愿望。接着，戴心宽在郭鑫和的陪同下，代表赵云祥与指挥部首长商谈起义条件。戴心宽提出：部队反蒋起义，（包括三十九师被俘人员），保持一个军的番号与新四军同等待遇等。所提条件，均得到了满意的答复。11日上午，赵云祥在城防指挥部召开团以上主官会议，发布谈判条件，宣布反蒋起义。下午，新四军举行入城仪式。赵云祥、戴心宽承诺的条款，如不破坏公共财产和老百姓财物，不破坏武器，不准杀害老百姓，县长以下官员保安武装及特工人员全部交地方政府处理等，均得到严格执行。16日，起义部队奉命开赴东坎、八滩整训，沿途人民夹道欢迎。12月上旬，华中军区命令该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任命赵云祥为军长，戴心宽为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姬鹏飞为政委，薛尚实为政治部主任。完成整编不久，部队即奉命参加苏中战斗，七战七捷，很快成为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支重要武装。

    六、扬州策反，功过留待后人评

    部队起义后，赵云祥要求会见华中军区首长，请求批准他前往扬州劝说孙良诚起义，并向政治部主任薛尚实解释说，当年孙良诚投靠汪精卫，是由他牵线的，现在自己起义啦，不能把老头子丢下不管。华中局首长分析，赵云祥与孙良诚之间，不是一般上下级关系，很可能策反成功。他这次提出到扬州去策反，即便是一去不返，但象赵云祥这样的高级军官，留则欢迎，去则自由，革命是不能勉强的，于是准其所请。

    15日，赵云祥带随员多人从盐城动身前往扬州。途经高邮时，前往看望城内驻军第四十二师师长、老朋友王和民。此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与孙良诚是老乡。早年参加西北军，一直在孙良诚部下任职，北伐时已官至少将师长。孙在陆大毕业后到华北参加抗日时，最早拉队伍前去投效的就是他。王和民虽然平时少言寡语，可是对孙良诚向来是忠心耿耿。一见面，就知道赵云祥此来必有特殊使命，自己不敢擅自做主。于是他一面热情接待，一面暗中向扬州的孙良诚报告。得知情况后，孙良诚立即命令王和民将赵云祥扣押，妥为保护，并急送扬州。到了扬州，赵云祥向孙良诚耐心作了形势分析，劝他起义。但是久历官场的孙良诚仍然在犹豫观望，以种种理由进行拖延，想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政治投机，待价而沽。不久，赵云祥在扬州的消息被军统特务侦悉，并密报南京军政部，何应钦命令孙良诚将赵解送南京，提交军法会审。当军法处长刘某审问赵为何将部队交给新四军时，赵说：“新四军兵临城下，兵力数倍于我，孙总司令又不派援兵相救，瓮中之鳖，插翅难飞，我是被逼才交的，不交没有办法，除非全军覆没。”军法处也无法对其治罪，只好对其申斥后将其软禁。两个月后，仍交孙良诚管束。这样，赵云祥也就得以继续留在孙良诚身边，以便伺机完成未完的策反使命。赵云祥此时虽是个无职无饷的戴罪之人，但相对比较自由，有时也到上海家中小住。

    赵云祥奉命前往扬州时，他的家属仍随起义部队留在东坎。生活维持原来的水平不变。后来，部队首长决定将赵的家属由他原来的两个警卫护送去扬州，并送给很多生活必须用品和粮食。这对赵云祥教育很大。后来孙良诚部被改编为安徽第一保安纵队，移防滁州、怀远一带，赵云祥一直跟在孙良诚身边。

    华东军区也在努力争取对孙良诚的策反工作。负责这项任务的是华中分局情报部第三工委主任徐楚光。徐为了完成此项任务，将国民党军统局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原伪五军军长、暂编二十五师师长王清瀚，原伪四军副军长、孙良诚部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谢庆云发展为特别党员。王清瀚、谢庆云与赵云祥交谊很深，互为知己。对各自所要完成的任务互不相瞒。而周镐因工作性质便利，对赵云祥在盐城起义、至扬州策反的情况亦了如指掌，彼此心照不宣。淮海战役前夕，暂编二十师又被改编为第一○七军。孙良诚对蒋介石又有了幻想，加之二六一师师长孙玉田坚决反对起义，便不守信义，一反常态，不但不打算起义，还率部向徐州逃窜，被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包围于睢宁邢围子，被迫战场投诚。后来，孙良诚表示愿意去蚌埠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周镐、王清瀚及工委联络组长祝元福等陪同孙良诚等去蚌埠。岂料，一行到达接头地点、刘汝明的儿子刘铁均的驻地时均被扣押。周镐、祝元福被国防部二厅押解南京遇害。孙良诚、王清瀚则被带往“徐州剿总”刘峙处。不久，又被送往南京。王清瀚被害，孙良诚被孙连仲、秦德纯保释。事情发生时，赵云祥正在南京，得到友人报来急信，他急忙离开逃往上海，连夜又去杭州躲藏。

    1949年1月中旬，赵云祥从杭州返回上海，化名王玉清，隐于法租界。上海解放前夕，曾有友人劝他去台湾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不同意，他说；“我把部队交给共产党，共产党总会给我一口饭吃。”上海解放后，他得知管文蔚任无锡市军管会主任，派夫人王文媛偕次子去无锡找管，意思是向组织报到，要求参加工作。管文蔚夫妇接待了王文媛，但对工作一事未置可否。管文蔚当时未能给个说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时隔数年，这样的事又非管文蔚所能做得了主。无奈，一家人只好留在上海，靠开小粮店卖杂粮维持生计。1950年冬，因被人揭发，过去曾当过伪军长，受到调查。1954年9月20日，赵云祥在上海被捕，罪名是杀害革命干部13人，烧房1000余间。但上述是赵云祥直接所为，还是部下所为已难认定。遂于1955年9月12日转押盐城，盐城也无法定其罪，又在1956年4月20日将其转送江苏公安厅。同年5月5日，江苏省公安厅在征得上海市公安局同意后报请上级批准，将赵云祥释放。

    获释不久，赵云祥举家迁居北京。因当时北京有数十间房产被当作敌产没收。其子女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原华中军区政委张鼎丞申诉，才被悉数发还。以后赵云祥即以变卖、出租房产维持生计，供子女上学。其5个子女，除最小一个女儿因“文化大革命”影响未能继续升学以外，另4个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赵云祥本人作为民革党员，经常参加东城区组织的学习和社会活动。通过一段的学习和反思，他曾有过后悔，也感受过欣慰。每当谈起往事时，他曾说；“起义后，如果不去扬州策反，一直留在部队里，也就不会有坐牢之灾和无业之忧。”

    事实确是如此，扬州之行是赵云祥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为他以后的生活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当时不是自告奋勇去策反孙良诚，他会作为一个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继续留在革命队伍。荣誉的光环会一直伴随他走到生命的尽头。可是，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假设。人们常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但事实并不都是如此。赵云祥到扬州策反，他个人是信心十足的，当时的华中局的领导也认为希望很大，可最后孙良诚还是没有起义，这样的结果显然出乎人们的意料。是赵云祥的努力不够，还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究竟谁能说的清?当事人如今死的死，散的散。几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已经牺牲，只有赵云祥活了下来。并且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赵云祥有很多出走的机会，即便策反不成，也应及时返回革命队伍，可是他没有这样做。难怪有人说他以策反孙良诚的名义，一去便“杳如黄鹤”，也有人说他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扬州”。造反派最具备怀疑的天赋，自然要对他穷追猛打不留情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赵云祥把户口由北京迁到苏州，与他的长子一起生活。但苏州也不平静，一批批外调的红卫兵川流不息，其中大都要他写出当年的盐城起义是假起义，或缴械投降的陈述笔录。而他又不能违心做伪证，于是便受到无休无止的摧残，精神最后陷入崩溃。1967年2月的一天，在经过了又一次疯狂的批斗之后，万念俱灰的赵云祥在家中自缢身亡。死前留下遗书，承认自己历史上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希望子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就这样走完了六十二年的人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州市委统战部为赵云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南京军区政治部为其补发了起义将领证书。

   

杨保森，河南省驻马店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市政协文史委特约通讯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