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舞阳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于 1973年 11月，我任知青办主任。一年后，路金鼎、鲁德法任副主任，1978、1979年他们俩先后退休，陈南欣、王文明接任副主任。有个叫陈东的知青，调到知青办工作，陈东回城后在漯河人民银行工作。我记得全县每个公社都安排有知青，北舞渡、姜店、保和、吴城、九街公社有知青场，场里建有面粉厂、酱油厂、烟厂、醋厂。知青办的任务是从漯河接收知青，安排到下面公社。舞阳县的知青工作大概情况如下：
        舞阳县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的工作开始于 1965年下半年，主要是接收漯河市的知识青年，其中 1965年 8月接收了漯河市第一批下乡知识青年 322名。1968年 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全国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舞阳又接收了漯河市 1483名知青，舞阳县城有51名知青也下到农村。到 1976年，全县共安置下乡知青 3474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下乡知青陆续返城或就地办理参加工作手续。
        对于城市知识青年的接收和安置工作，从县级领导到社队组织都十分重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县革委发出文件，要求做好安置工作，各公社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一名革委会副主任分管，一名干部具体负责；生产大队、生产队成立了有干部、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参加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具体负责再教育工作。市、县专门抽调带队干部与下乡知青一同到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对知青的到来是欢迎的，一下子来了城里的年轻人，农村中有了新的气氛，注入了新的活力，人们倍感新鲜。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等实际问题方面，上级规定每人安置费 230元，主要用于建房、生产工具、生活补助、学习、合作医疗等。安置费的具体使用，除县里扣除 10元旅运费外，按每个知青 220元由公社划拨给生产队，生产队把款领回后，除给青年生活补助、生产和生产工具等开支外，每个青年还剩有 150元左右的建房费。
        舞阳接收的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全县 14个公社的 71个大队、250个生产队，有带队干部 38人。知识青年入村后，大多被安置居住到生产队的房子内，有些被安置到农户家，个别立灶单独生活，同生产队社员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同时，各级革委会和三结合再教育小组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讲用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知识青年。让知青们吃忆苦饭，生产队集体做一锅由菜叶、芝麻叶、红薯叶、谷糠等混在一起的粥饭，知青和社员一起吃，吃饭时还由贫农代表或参加过新四军、解放军以及抗美援朝退伍回乡的老兵讲亲身经历的故事，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再者就是请老党员、老干部、老贫下中农讲家史、村史、两条路线斗争史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提高知识青年的阶级觉悟。
        但是，在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工作中，以及对待知识青年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知青本人在脱离城市、远离父母的情况下，也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比如，在安置方面，只有一部分生产队给知青盖起了新房，大部分社队没建新房，将知青安排到生产队的仓库或者炕房里。有的生产队强调安置费太少，建新房需要集体贴钱，不愿建；有的把县里拨的安置费挪用、贪污；有的不按县里的分配标准分给知青口粮、补助，致使知青吃饭、吃盐、点灯、烧柴等都成问题。还有部分漯河知青因病不能参加劳动，不能自食其力，公社、生产队都有意见，要求收回，县里也请求许昌地区把他们迁回漯河安置，却不能及时迁回，而城里招工只招收部分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的下乡知青安排到工业、商业、文教等战线上。在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当时带有强制的一面，比如对于非正常退学、往届不服从统一分配以及回流城市的知识青年，坚决动员他们下乡，不准在他们中间招工。也就是说，凡是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必须下乡锻炼，不能直接参加工作。但是，也有个别人不执行政策搞特殊，例如舞阳曾有 5名县直机关干部子女，未毕业就提前退学当了临时工，而正常毕业的学生，却动员他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影响很不好。有些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后，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歧视、侮辱、打骂，更严重的是有女青年竟遭到强奸。还有个别公社和大队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限制知青入团入党，挫伤了知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
        针对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970年 8月和 1971年春，舞阳县革委会先后下发关于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高度重视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来。对于漯河市下派的知青带队干部，各公社要落实省革委文件精神，让他们专心带好知青，不要长期抽出来搞其它工作。对于带队干部不足的，要由县和公社按比例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知青工作中。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对于国家拨给生产队的安置费，各公社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发现有挪用、克扣、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的，必须坚决纠正。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下乡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对迫害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严惩。同时，保护知青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至此，舞阳县的知青工作得到加强，并采取措施，妥善安置有特殊情况的知青。例如，对于 1972年 2月间舞阳接收的 16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 50名确因病残不能自食其力者，县革委会及时报请许昌地区同意，批准他们迁回漯河安置；从 1969年到 1970年间下乡的知青中招收了一批政治条件好、身体健康的充实到工、商、文教等战线。
        为更好地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便于管理，1973年 4月，由县劳动服务公司组织，在姜店乡唐河故道上建立青年农场，将 386名知青以及 18名带队干部、老农安置到农场，他们除耕种农田外，还兴办了面粉厂、木工厂和酿造酱油、醋等工厂，使集体经济逐步发展，农场吸引力不断增大，到 1980年先后有 6批 534名青年到农场锻炼，1979年被团中央授予“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1973年 11月，为进一步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舞阳县革委会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专门处理知青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1974年初，舞阳县的尚店、杨庄、八台、尹集、枣林、武功6个公社分出划为舞阳工区，中共舞阳县委县革委对参加平舞工程（舞阳钢铁厂建设）大会战、建设舞阳特厚钢板厂的冶金部第六冶金公司下放安置到尚店六冶农场的知青给予适当安置。对分布在全县 7个公社、57个大队、117个生产队 1968年下乡的 200多名知青中 77名一人一户的青年作适当集中，以便于他们生产、生活和学习。
        由于舞阳县重视和加强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舞阳的知青工作以及知识青年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出现了良好局面，下乡知青愉快地投入到劳动生产和学习之中，政治上要求进步，恋爱婚姻上自由结合。从 1968年到 1974年，下到舞阳的知青有2192人自愿在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中涌现出许多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有 11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11人加入了共青团，185人进入了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党组织或领导班子，108人出席过省、地、县积极分子代表会，13个场、队、组获得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1974年春和 1977年 5月，舞阳县先后两次组织召开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表彰先进。还召开了由公社知青专干、青年场负责人等参加的学先进、赶先进竞赛会，组织开展了公社与公社、场与场、队与队比、学、赶、帮、超的竞赛活动。到 1977年底，又有 450人加入团组织，50人成为党员培养对象，185人进入了县、社、队领导班子，1200多人分别担任了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会计、农机手、理论辅导员等。
        从1978年起，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就业。到 1982年，全县新老知青中，姜店农场 106人、吴城青年场 29人、北舞渡青年场 35人全部办理了就业手续，其他部分知青也被安排到县城内工厂、卫生院等工作。由漯河市下乡到舞阳的知青一部分在舞阳就了业，有的女青年嫁到了舞阳。
        从 60年代中期陆续下到舞阳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舞阳的建设事业之中，为舞阳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1983年 8月，国家劳动人事部、国家工商管理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舞阳姜店青年农场“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先进单位”荣誉奖状，就是一个真实证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就是城镇非农业人口的青年男女在就业之前，先下乡到农村实施劳动锻炼。当时将这一工作视为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三大差别”，也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实际上，使大批知识青年失去了应有的就业机会和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大好时机。这一上山下乡运动，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所指出的：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之际，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袁富安口述 胡德周整理 本文作者袁富安系舞阳县劳动局退休干部，胡德周系舞阳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