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陶
1965年 8月 26日，漯河的天气晴朗，这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那一天漯河市 313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分别奔赴舞阳县吴城公社、辛安公社、城关公社、保和公社四个公社30个生产队插队落户。
那一天，漯河市委、市政府在老街市委礼堂召开万人大会（礼堂内外都是送别的人群），热烈欢送漯河市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委领导讲了话，我在大会上代表知识青年发了言、表了决心，会后有二十辆解放牌汽车送我们到农村的新家。漯河欢送的人群挤满了道路两旁，老街、交通路、人民路、牛行街，路两边都是欢送的人群，里面有知青家长、亲属、在校学生、教师。二十辆汽车除搭载我们知青，还有漯河市送给我们知青的 30辆架子车、30架缝纫机、30多头耕牛和农作物种子等等。
知青们离开漯河一路欢歌笑语，把流行的革命歌曲一路上唱了一遍又一遍，当时唱的流行歌曲有：《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抬头望见北斗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我们自己编的新歌：
太阳红，太阳亮，春风送我回故乡；青山绿水多宽广，新歌新曲新人唱；凌云壮，心里藏，要把穷山变富乡；我是新式庄稼汉，新歌新曲新人唱。
到了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广大社员对我们更是热烈欢迎，为我们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床，新厨房里添了新炊具，反正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有热腾腾可口的饭菜。我们的家是安顿下来了，接下来是我们自己的新生活。
我被安排在辛安公社吴堂大队第一生产队，这个大队有五个生产队，共安排了五十一名知青，每个生产队的知青为一个小组，五个小组合为一个中心组。我当时任知青中心组组长，兼任生产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刚下乡时，粮食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 45斤面粉、15元生活费，后来和农民们一样同工同酬，靠挣工分分粮、分菜、分柴火。我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由刚下乡时什么都不懂，什么农活都不会，变得逐渐能懂会干。我们认真学毛著，以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的光辉形象激励自己，立志扎根农村，做这里的主人，每天都和贫下中农一起，早出晚归。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磨炼，我们变得知道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由不会变会，有的还成为农业生产能手、科学实验的尖兵。
抗旱。刚下去时，天不下雨连续干旱，直接威胁庄稼生长，当时的口号是打井抗旱，战天斗地，确保粮食丰产。知青们也都勇跃参加，那时耕畜不多，也没有抽水机，全靠人力推水车浇地。一组知青 12人分成 3个小组，4人一组推水车抽水抗旱，年轻人有激情，也为了忘记劳累，大家一边推水车一边唱着歌曲，田野里欢声笑语，一派热闹景象。经过大家坚持不懈的努力，较好地完成了生产队交给的抗旱任务，为战胜旱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施肥。生产队大田里该施肥了，对于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来说，在家时衣食无忧，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现在要在这里施肥、挑大粪、刮屎倒尿，也是一种严峻的思想考验，但一想到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就克服了怕脏、怕累的思想情绪，和社员一道毅然地挑起了粪桶，并到厕所粪池里掏粪，然后装到架子车上拉到田里。通过参加这样的脏活、累活，不但使我们受到了劳动锻炼，还缩小了知青和社员的距离，密切了知青和农村青年的关系，也更有利于我们在那里经风雨、见世面，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贡献力量。
学会干农活。有农谚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其实还得学，不学是不会干的。好在有社员的言传身教，我们在学中干、干中学。经过一段的勤学苦练，各种农活基本都会干了，无论拉犁子、拉耙、拉石滚、锄草、为棉花整枝打杈等各种农活，既敢干又会干。秋庄稼成熟了，生产队喜获丰收，我们和社员们一道割谷子、豆子，刨红薯、砍高粱、掰玉米，样样得心应手。
大兴农田水利建设：遵照舞阳县委“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的指示，农闲时农村社员要上河工，我们从辛安公社到九街公社塘河工地挖河、清理河道，当时正值严冬，知青和社员一道打好行李，到九街塘河工地安营扎寨，进行修河工劳动。在工地住的是简易工棚，吃的是大锅饭，知青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专职的修河队长领导管理我们的生活和劳动，有技术人员指导如何开挖河道。当时的生产工具极简单，就是铁锨和大筐，河底有人挖土装筐，大部人是抬大筐，从河底把土抬到河岸上，坡徒路滑不好走，还要抬上 100多斤重的大筐，很吃力，大冬天汗流浃背。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开头都累得肩膀红肿，有青年喊腰酸、腿背痛，但经过十多天的磨炼，已能适应这种大强度的劳动，真正应验了当时知青常喊的几句话“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结一手老茧”。而且知青们在劳动工地很活跃，歌声、劳动号子声此起彼伏，干活生龙活虎，并展开了劳动竞赛，看谁干的活多，赢得了社员们的好评，有不少知青还被评上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经过一个多月的劳动，河道打通了，河道边上的硬边渠道也都顺势开挖成功，达到涝能排、旱能浇，确保农田旱涝保收。
成立文艺宣传队，当好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知青中有不少文艺爱好者，在大队团支部的组织下，成立了知青文艺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了几十个文艺节目，有唱革命歌曲的，有演戏曲节目的，还有豫剧清唱朝阳沟、五姑娘、李双双选段的，还有说相声、演双簧、说快板书的，演出的内容都是歌颂和宣传农村的新风尚、好人好事等，深受广大社员的喜爱。在田间地头，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宣传队为社员们唱歌、唱戏、读报纸、读毛主席著作老三篇等，宣传毛泽东思想。还在每个生产队设板报栏，定期抄写黑板报。当时学毛著、开展新社会和旧社会生活对比，宣传队帮助社员编写家史、村史，带头吃忆苦饭，破除不良旧习俗，传播时代新风尚。
深翻土地：根据上级“土地要深翻，粮食要高产”的指示精神，生产队组织社员对土地进行深翻，大田里搞起了劳动竞赛，分组包片深翻土地，知青们也积极参加，生产热情很高，把土地一排排打成地垅，深翻可达二尺深。经过一冬天的苦干，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得到深翻、平整，为来年粮食丰收打下了基础。同时，我们还参与农业科学实验，改良农具，进行农田土、肥、水、种的综合试验，夏季推广小麦试验田，秋季农作玉米、烟叶、红薯等实现良种化。
发展养殖，搞活农村经济。在农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有猪、羊、鸡、兔等，有一段时间县里推广养殖蓖麻蚕和桑蚕，知青组也抽出几名代表到县蓖麻蚕制种站学习制种。制种的过程也是科学实验的过程，从蚕、茧、蛹、蛾到制成蚕种，需要控制温度、精心呵护，不能有任何差错，制成的蚕种通过宣传员（也是制种站的工作人员），分发到各个公社，大队养蚕户手中，并且还要大张旗鼓的宣传，宣传养蚕的好处，蚕丝对国家、特别是国防都有很大的用途，让社员提高认识，积极养殖蓖麻蚕和桑蚕。知青组也都参加养蚕，所结的蚕茧到当地收购站去卖，这样一来既学到了养蚕技术，也为小组增加了收入。
收麦：麦子熟了，到了收割的季节，这一年麦子长势良好，知识青年和社员一道起早贪黑，没明没夜的到地里收割麦子，很多青年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可还是不停地割麦、捆麦，住场里送麦。队里试验田的麦子由于精心科学管理，亩产达到了 700斤（那时就是高产数字），知青和社员除拉石滚碾麦外，有几个知青跟着老农学会了扬场，有时白天不刮风，他们夜间就睡在场里，什么时候有风就什么时候起来扬场。麦收后，每组知青分到了几百斤小麦，获得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知青们在农村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席卷祖国大地，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知青们很快加入了红卫兵组织。一开始是跟着社员批四旧立四新，对村里的地、富、反、坏、右拉出来批斗，后来矛头直接指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再后来有人制造“添人不添地，饿断喉咙芯”的言论，知青们受少数人煽动，以批判“下乡渡金，变相劳改”为借口，排上队徒步回漯河参加批斗，批斗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和动员下乡的知青安置办公室人员。记得有一次搭台子开大会批斗时，知青安置办公室人员被揪到台上，尽管他们重复说着三句话“毛主席有号召，中央有文件，我是个办事员”，但是照批不误。随后又把几名带队下乡干部也拉出去批斗，当时的运动搞得沸沸扬扬，真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农村也有一少部分落后群众，说知青读书是为了做官，下乡是为了渡金，企图把下乡知青撵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说是“添人不添地，饿断喉咙芯”，认为知青占了他们的地，吃了他们的粮，还有更甚者迫害知青。四组女青年刘素梅因被人强暴杀害，并投入水井中，暴徒后来被枪毙。
后来，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有了转机，以公社武装部长为首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一线指挥部，对在运动中行为过激人员及打砸抢骨干、造反派头头等，揪出来肃清流毒；有两名知青因受人挑拨参与了农村打死人事件被依法逮捕。从此，知青也不再闹腾，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的参加农业劳动。农村又逐渐走向正轨，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我们第一批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生活锻炼了近六年时间，有的在下乡期间因病去世，如一组男青年关宏奎 1965年8月下乡，1967年 4月因患白血病去世，年仅 17岁。也有个别知青在农村结婚生子，如一组女青年孙玉梅和农村青年结婚，后病逝农村。大部分知青于 1971年1月陆续召工回城，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农村劳动锻炼。这段历史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永远记忆。
（本文作者系河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退休干部）
豫公网安备 411103020000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