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里的第一次

知青岁月里的第一次

李华民

 岁月催人老，顷刻已年逾花甲。人老怀旧，深有体会。回望大半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路走来，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有过喜，有过悲；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有过低谷，也有过辉煌。但让我回忆往事，最难忘的还是那段知青生活。
        记得那是 1974年 4月 28日，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刚满 16岁的我，临颍二高毕业后，与在其他学校高、初中毕业的郭书昌、刘忠义、袁双喜 3名男青年，从临颍县城来到固厢新建队“安家落户”。
        我们刚下车，就受到几位阳光大男孩儿的热情接待。其中一位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干练中透着英气，他就是固厢新建队团支部书记李建明。
        李建明接过我的行李，边走边给我们介绍这里的情况。他说：“这里原来一片荒芜，到处是蒺藜和蒿草，如今变得有模有样，都是我们这些知青和老农用汗水换来的”。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四排整齐划一、坐北朝南的青砖平房矗立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格外醒目。没有围墙的院子，看上去宽敞而明亮。远看像座小农场，走近就是光秃秃的农家大院。环顾四周和房前屋后，没有草坪，没有花坛。刚刚栽上的小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头顶上冒出的芽尖显得弱不禁风。当时的固厢公社（现在的固厢乡）派来管理知青的干部任丙申说：“这就是我们固厢新建队了。”
        固厢新建队 1973年 5月 27日成立，当时只有 48名漯河知青。1974到 1976年正是知青下乡高潮阶段，后来又相继进驻了临颍、许昌、郑州的 84名知青。
        新建队管理知青的干部共 13名，其中有公社、大队（现在的乡级、村级）干部和老农（当时知青对贫下中农的尊称）及漯河知青带队干部。公社干部任丙申担任新建队党支部书记 ,他是教师出身，不但有学识，还平易近人，我们都热情地叫他任老师。老农杨文兴、王国红，漯河知青带队干部谢国平任党支部委员。杨文兴兼任新建队队长，负责固厢新建队全面工作。老农朱锁彦任新建队副队长，主抓劳动生产；任德昌任司务长，管理知青生活。漯河知青李建明担任副队长，负责管理知青的劳动生产和生活；张秀枝（女）任队委会委员，主抓女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李建明还担任新建队的团支部书记，漯河知青钱腊青（女）、张秀枝任团支部委员。
        新建队的老农除杨文兴、朱锁彦、任德昌、王国红外，还有潘宏恩、李明儿、王禄明、杨留义、田桂花（女）、李东海、田震青。他们都是由群众推荐、公社批准的优秀队员，都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
新建队共有耕地 240亩，是固厢公社统一从附近的驼铺、小师、阳坞、岗东、闫庄等大队划拨过来的，基本上都是各大队最远的“老坡地”，地势低洼、土壤板结、胶质盐碱。当地群众用顺口溜形容这片土地：“雨天水汪汪，晴天白茫茫。”“早上软，中午硬，到了后晌锛不动。”
        就是在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我们这群城里娃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这里“扎根安家”（当时的口号）。从此，这片寂寥的土地，变得热烈而奔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直到 1979年大返城结束，这片土地才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所不同的是，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沃土，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仓；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共同拥有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称呼——知识青年。
        那段难忘的岁月里尤其难忘的是那诸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与大火较量
        这是我亲眼目睹和经历的一件大事，每每想起这件事，都让我心灵震撼 。
        1975年 9月，我们固厢新建队又迎来了吉颍红、王雪红、程建民、崔振民、邢丽颍、杨桂花等临颍县的第二批知青。他们没来多久就经受了一场大火的考验。
        大概是 10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正在 107国道路边的玉米地里砍玉米杆，忽然一位青友大声喊：“火，汽车着火了！”听到喊声，我们不约而同地迅速向 107国道望去，只见一辆满载原木的大卡车着了火，冒着黑烟由北向南飞驰。
        青友胡建民、丁华生扔下手中的砍刀，朝着汽车飞奔过去。边跑边脱下衣服，抖擞着向汽车司机发信号。汽车司机也许是闻到刺鼻的浓烟味儿，又看到两个青年向他摆动衣服，意识到自己的车出事了，急忙踩刹车。在地里干活的所有青友都放下手中的活向 107国道上跑。新来的青友王雪红和吉颍红大声喊：“赶快回队里拿脸盆铁锨！”几个女青友掉头往队里跑。这时在其它地方干活已收工、正在吃晚饭的青友也发现汽车着火了，都扔下饭碗，抄起铁锹、端起盆子、拎着水桶向着火的卡车跑去。由于队里只有一个压井，运水是来不及了，只能用铁锹和盆子挖土盖火。
        胡建民和丁华生飞速从沟里窜到路上，跳上汽车。胡建平驻村回来经过这里，也奋不顾身扑了过去。这时火借风势，越烧越大，火苗直往上窜。丁华生脱下衣服照着火苗使劲扑打；胡建平和胡建民二人一只手用衣服捂住头，一只手使劲打车门，可黑烟和火苗熏得他俩睁不开眼。这时赶过来的郭书昌、刘忠义、崔振民等青友，有的打车门，有的往原木上倒土，有的脱下衣服扑打火苗。车门被打开后，大家齐心合力使劲把车上的原木往路边沟里推。
        女青友用脸盆挖土，从沟里爬上路，再把土运到卡车旁。我和钱腊青、杜培英、黄建群、吴爱群个子都比较低，从沟里往上爬的时候，几次从半坡摔了下来，弄得满身满脸是土，大家站起来继续往上攀爬，谁也不甘落后。张秋生、高爱玲、陶桂林、邢丽颍等几个高个子女生端起土蹭蹭蹭快速运行。
男青友围着燃烧的原木，土来了撒土，土不到就用肩膀扛着原木往沟里推。就这样，他们肩扛手推，硬是把一车原木全部从汽车上推下去。吓呆的司机清醒后大声喊：“伙计们小心，前边有油桶，当心爆炸！”乔国安大声喊：“赶快离开。”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嗵”的一声巨响，油桶真的爆炸了。幸亏大家跑得快，要不受伤的青友不会少。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一车原木保住了。但是李幸福、曲显乐、陈占文、万良德、周合收、杜前强等好多男青友身上不同程度的受了轻伤。
        事情过后，我们新建队受到县乡的表彰，救火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第一次“惹是生非”
        1974年 9月的一天晚上八、九点钟，劳累了一天的我，洗过澡躺下就进入梦乡。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老农田桂花赶忙起身开门后，闯进一个男青友大声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出了啥事？”“郑州的学生今晚可能还要来砸我们新建队！”田桂花看看我说：“别怕，有我呢，他们不敢！”我蜷缩在墙角，惊恐的望着门外。田桂花把那个男青友叫到门外，不知道说了什么，好一阵子田桂花回寝室对我说：“没事了，睡吧！”我躺下了但再也睡不着，脑海里又浮现出前一天发生的事情。
        那天我们收工很晚，七、八点钟才吃晚饭。我和同屋的马林森、王道文和田桂花打过饭，准备回寝室（平时我们女生都是打完饭回寝室吃，男青友都蹲在厨房外边的一个大空地上吃）。突然，从107国道方向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手持钢鞭、棍棒，气势汹汹向男青友吃饭的地方扑过来，见人就打。有的青友还没有反应过来，只听噼噼啪啪一阵乱响，一个个饭碗被砸碎。好汉不吃眼前亏，20多个男青友拔腿就跑，从厨房的巷子里向岗东、小师方向撤退，而后钻进玉米地。排长胡建民和另外一名青友跑得慢，每人挨了一棍一鞭。女青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躲到宿舍也不敢出来。这帮人打砸完后，扬长而去。我吓傻了，呆呆的站在那里，看到男青友四散逃奔，才意识到要打大架了，赶忙向宿舍跑。
        第二天，同屋住的青友收拾东西回漯河了，我在田桂花的安慰下留了下来。
        1974年是知青上山下乡高潮，社会上一些无业青年也随知青上山下乡了。这些人无组织、无纪律，经常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还伙同当地一些有劣迹的青年到公路上抢劫过往客货车。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县乡要求并组织沿线基干民兵护路，我们知青也参加执勤。
        我们遭打的那天上午，胡建民带着乔国安、周合收（因手指受伤）在 107国道执勤，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大卡车驾驶室外站着一名男青年，从衣着上看，就知道是郑州知青。为了他的安全，周合收和胡建民上前拦车，劝说他坐进驾驶室。那男知青说话很横：“没长眼吗，这是拉煤车，驾驶室这么脏怎么坐？”还骂他们三人“不知天高地厚，多管闲事！”年轻气盛的周合收说：“你不就是郑州的吗，有啥了不起！你再骂一句试试！”“就骂你，土包子！”
        郑州知青骂完，对着那个司机喊：“还不快走？”开车师傅哪敢怠慢，一蹬油门，开车前行。临走时郑州知青扔下一句话：“我记住你们了，一会儿回来拜访！”谁知，到了晚上他真的带着几十个人来大“扫荡”了，把我们刚买的锅碗瓢勺砸了个光光净净。
        郑州知青走后，大家怎能咽下这口恶气。男青友从四面八方赶回新建队，个个义愤填膺，围住排长胡建民、胡建平，强烈要求向郑州知青讨说法。胡建民虽然挨了一棍，但他身为排长一直很冷静，没有表态。一位青友说：“我们新建队加上临颍知青 50多个人，让人家打得抱头鼠窜，传出去，周边的知青怎么看我们？太丢面子了，你们不管，我们自己组织！”胡建民想：“说得也是，自己因为公务挨打，太没面子了！”他和胡建平商量决定回漯河找人报复郑州知青。
        再说任丙申老师得知我们新建队被打砸，知道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一定会报复。他急忙从公社赶回来召开党支部和队委会议，安排部署控制意想不到的局面。他让谢国平、李建明、张秀枝耐心做知青思想工作，安抚稳定大家的情绪，让杨文兴、朱锁彦、王国红三位队领导时刻注意知青动向。会议一结束他立即返回公社向领导作了汇报，公社通知各村郑州下乡知青放假 10天，当天离队。任老师临走时找到我，要我写一张规劝大字报，贴在男青友住房的墙上，内容有三项：一是安抚，二是不能一错再错，三是如果报复后果自负。当时我年龄虽小，但高中毕业，文化程度还算可以，我惊恐的心情还没有稳定，很不情愿写这份大字报，但迫于公社和领导的压力，只好写了。
        无论谢国平、李建明和张秀枝怎样做工作，也难以平民愤。事发的第三天，男青友经过缜密策划，白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晚上派人到漯河和附近的王孟农场、巨陵等新建队联络，纠集 100多人，到郑州知青驻地打砸。10几个知青点一个不漏，锅碗瓢盆彻底砸了个稀巴烂，解气过瘾！所庆幸的是，公社安排郑州知青提前撤离，没有伤到一个人。报复的青友回来后，把被褥和生活用品藏到仓库，连夜“逃回”漯河。
        大约过了 20天，队里通知大伙归队。据说，郑州知青组织几百人，准备“血洗”我们新建队和漯河所有知青，被县里和公社及时采取得力措施控制。
        这件事情发生后，排长胡建民、胡建平都写了深刻检查，并受到严厉批评。经过县里和公社干部任老师等领导耐心说服教育，大家从思想上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如果不是政府及时制止，不知道要死伤多少知青。后来，想起这件事都后怕。
        虽然局面得到控制，但是双方已结下了仇恨。冤冤相报何时了，解铃还需系铃人。胡建民和胡建平通过漯河一名知青牵线搭桥，找到郑州闹事知青，双方都做了自我批评，一致同意结束“战争”，最终成为朋友。
        当年的我们就是这样干过、拼过、苦过、乐过、对过、错过，把青春留在了那块深邃的土地上，把苦辣酸甜刻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本文作者系临颍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