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治坡 后治窝——回忆我当知青的二三事

先治坡 后治窝

——回忆我当知青的二三事

■孙幸福

        1975年7月15日，我高中毕业走出漯河一中的校门，按惯例在家等待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我们之前的知青都是以毕业学校为单位组织下乡，大家都是同校、同届甚至同班同学，互相熟悉，有事可以帮助。但下放农村之后，出现什么问题，有了什么困难时，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面解决。所以，从 1975年开始，改为由毕业学生父母所在单位组织下乡，单位选派一名带队干部随学生下农村，以便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我母亲在漯河市人民医院工作，由市卫生局组织统一下乡。当时，不少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能留城而东奔西跑，唯独我向市卫生局递交了上山下乡申请书，显得比较另类。
        市卫生局所属人民医院、联合医院、防疫站、清洁队应下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 40多人，上级要求 8月底前统一下乡到位。眼看进入 8月了，主动申请要求下去的寥寥无几。为了打开局面，卫生局薛局长亲自挂帅，成立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报告组，成员有各单位领导和几个学生家长，我作为第一个主动申请下乡的学生，成为这个报告组里唯一的学生代表。
        1975年8月2日下午，报告组首先在人民医院礼堂向干部职工做动员报告。我的发言稿都是当时报纸上广播里流行的豪言壮语，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每一个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扎根农村干革命，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等。8月3日晚 ,在联合医院报告。
        当年进入8月以来，一直断断续续地下雨，没有见过日头。8月4日下午，天阴的像锅底一样黑，按照安排，我随着报告组来到位于马路街的卫生局会议室，为卫生局和防疫站的干部职工做报告。雨越下越大，就像有人用大桶把水倾倒下来一样。16时许，薛局长被人喊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宣布：接市委办通知，沙河和澧河上游的洪水很快就会到达漯河，要求各单位紧急组织抗洪抢险突击队，共产党员要带头上河堤。上山下乡动员虽然重要，但与要命的抗洪抢险相比就需要让路了，因此动员报告立马停了下来。
        我收藏有一份当年飞机空投的传单，是《中共中央慰问电》：“八月五日至八日，洪汝河、沙颍河、唐白河流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土地，很多房屋倒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这就是著名的“75•8”特大洪水。漯河市人民医院因为在河堤里面，洪水冲塌院墙灌满全院，住院病人是用筏子运出去的。这场特大洪水，使周围十几个县市都不同程度地遭了水灾，计划中的知青下乡暂时停住。
        1975年 11月 16日下午，市卫生局组织我们即将下乡的 20多名知青在一起召开欢送会，为每人发精装本《毛泽东选集》一本及脸盆、胶鞋、毛巾各一。会后集体到电影院观看了黑白电影故事片《春苗》，《春苗》讲一个农村女孩子排除干扰和困难，当上农村赤脚医生的故事。记忆犹新的是中间一个春苗大手的特写，画外音是“我们这样的手，就不能拿针头？”
        11月17日上午 9点，漯河市卫生系统本批下乡知青 28人以及从人民医院派出的带队干部张新志，在人民医院内集合后，各自带着行李，坐上大卡车出发了。没有小说或者电影里描绘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车上的气氛和天气一样冷清。漯河到舞阳的公路两旁，水灾的痕迹依然醒目，倒塌的房子不少，尚完好的屋墙上，用石灰水写着“泰山压顶不弯腰，洪水面前不低头！”“先治坡，后治窝！”“大干促大变，三年建成大寨县！”等标语。我们下乡的吴城公社大王大队党支部谷贵甫和张秀叶两个副书记带领大王小学的学生们，敲锣打鼓，举着红旗，走出几里路外，在 32公里路碑处等候迎接，一张张笑脸让我们心里热乎起来。进了大王庄已是中午时分，队里已经准备好了午饭，大锅蒸的白面馍和大锅炖的猪肉、粉条、白菜、萝卜，农村特色，非常好吃。
        我们知青的住房，暂时安排在庄南头麦场边的仓库院，屋后就是牲口院。晚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总支书记张秀叶带着几个委员和大队的文艺积极分子，来到我们住处联欢。我在漯河一中宣传队时演唱过一首小合唱《广阔天地炼红心》，就把中间一句歌词“跨洋过海峡，到五指山区”改为“下乡把根扎，到吴城大王”清唱出来，歌词是：“树上的喜鹊叫喳喳，叫喳喳唻，收到了他*的来信，心里头乐开了花。妈妈说，你听从党召唤，下乡把根扎，到吴城大王落户安了家。你是在蜜罐里长大，可要经得起风吹雨打！好妈妈，广阔天地炼红心，誓把困难踩脚下，脱一层皮，滚一身泥巴，风吹雨打算个啥！算个啥！”大家听到“吴城大王”竟然在歌中，纷纷鼓掌欢迎。
        我们到大王庄后的第二天一早，听到钟声后就到地里参加集体劳动。老队长或许客气照顾，让我们跟着犁地的“大把儿”（使唤牲口的）去捡漏刨的红薯，这在农村小孩都能干，算是轻活。不过我们第一次在老少爷们面前亮相，都想留个好印象，擓着大荆篮跟着犁子捡红薯，篮子满了倒到地头红薯堆上，一个个都弄得浑身泥土。拾了两天红薯，老队长看我们干的还算“破身儿”，就交给我们几个男知青一个重体力活，到队里的土砖窑上出砖装砖，这也是为我们新建队盖房子做准备。农村土窑烧的是蓝砖，比城里机窑烧的红砖大一点儿。一窑砖烧成后从窑顶上浇水洇窑，放置一天一夜降温，然后由人工从窑中搬出码完。出净一窑再装上打好的土坯进行新一轮烧制。我们几个“愣头青”到了窑上决定不按农村降温一天一夜的规矩办，而是略微降温人能进窑时，就开始出窑。我们先是排成人墙一摞摞往外传递温度尚高的砖，虽然是冬冷时候，却浑身冒汗，棉袄帽子早就甩掉了，两只手传递间有空闲还好，穿解放鞋的两只脚鞋底都烫软了，站在窑内的热地上烫的受不了，就两只脚轮流金鸡独立换着干。待烧好的砖出净，我们马上把土坯装满窑，这时候窑里的温度还不低。我们出窑装窑用的时间比农民正常干少一大半的时间，奇迹般地创造出在 7个小时内出完窑再装满坯的空前记录。而且由于窑内温度尚高再烧下一窑时能省不少煤。通过这一仗，我们在队长和社员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升起来，不再是学生孩儿，成为合格农民了。后来想想，农村的棒劳力未必不能像我们一样去创纪录，只因他们是长年累月的干，不能天天都拼命，而我们是为了让社员认可才拼命表现。
        1975年11月30日，我们下乡半个月，县里趁冬季农闲修公路，给各公社各大队都分配了任务，到舞钢山上拉石头，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分了几十方任务。那时候别说汽车，连拖拉机也没有，队里组织几十辆人力架子车，每车两个劳力，进山拉石头，我们男知青分别与其他男劳力结对儿。那天非常冷，人们都穿着棉衣，一大早就出发了。中午在舞钢朱兰吃点儿自带的干粮，下午四点赶到装石头的舞钢尖山下，离吴城 40多公里。舞钢的前身就是铁山庙林场，以连绵几座含铁量丰富、表层呈红色的石头山而得名。我们一路走的是 8月份特大洪水的重灾区，旁边就是石漫滩水库的溃坝。这里的灾情比漯河重多了，路边的村庄完整的房屋几乎没有，路边水沟里说不定就掩埋有什么尸骨。最吓人的是离地五、六米高的电线杆上，竟然挂有水草，可以想象当时洪水的深度。
        在尖山采石场装好石头后，大家小休，几个精力充沛、劲似乎从来也用不完的知青向附近的山头爬去，差不多两个小时才余兴未尽地回来。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队里的几十辆架子车各自拉着一千多斤石头开始返程。走到山脚下漫水河时，看见带队的大队谷书记和几个人围着一辆马拉的大车在忙着什么，走到近处才知道我们大队来拉石头的还有一辆马车，石头装的有点多，走到河中间车轮被卡住走不动了。赶车的大把儿使劲挥鞭打拉车的牲口，牲口也弓腰向前使劲，但三番五次都没有成功。山前的小河本来水就不多，冬季水更少，不到一尺深。漫水河没有桥，摆一溜石头踩着过河不湿鞋就能过去。这辆马车出不来，我们其他的架子车自然无法过去。大家或许都知道是水中的大石头挡住了车轮，搬开就行了，但河水刺骨，谁也不愿意下水。我二话没说，脱下鞋就跳了进去，从大车轮前搬去挡道的石头，马车和其它车都顺利过了河。当时没有人表扬，但我从谷支书的眼神里能看到赞许的目光，脚很凉但心里暖暖的。
        晚上，我们拉车人都露营在公路边的麦场里，不光麦秸垛能挡风，还能拽下来麦秸铺地上当“床”。用随车带的锅烧点热汤，吃下自带的干粮，两个人一个被窝打蹬腿，互相取暖。一睁眼就看见满天星斗，好有“蓝天做帐，大地为床”的感觉。第二天，我们拉着架子车一口气冲上朱兰大石门那个一公里多的慢上坡，把石头交到设在舞阳县城北关公路边的收料场，逐车过磅验收，我们队几十辆架子车，最少的拉 600多公斤，最多的竟拉 800多公斤，胜利完成拉石头的任务。
        生产队利用农闲在我们住房的西头建炕烟用的新炕房，为明年炕烟做准备。我们男知青虽然没有技术，但都当小工干上了。农村有句俗话：“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形容打墙是非常累的活，垒炕房就属于打墙。平整地基量好尺寸后，先绷上线，用砖头垒十来层当墙根脚，防止水泡，上面的墙一直到顶都是用泥巴垒的。和泥是在不远处场边的干沟里，用抓钩沿着沟沿往下扒土，撒进去些铡短的麦秸，浇上水泡泛后跳进去用脚踩，反复踩成很匀很粘的泥巴。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都是穿上新发的长筒胶鞋去踩，粘的拔不起脚，累死人还踩不好，麦秸茬把胶鞋划出许多道。后来在老农示范下，我们甩掉胶鞋光脚去踩，果然拔脚自如了，但脚冻的生疼，不过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
        把和好的泥巴用架子车盘到砖根脚前，开始垛墙了。其实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技术，就是十分累人。用三股铁叉挑起一大团泥巴，使劲拍到墙基上就行了，多一点少一点歪一点都不要紧，旁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农把着关，用铁叉竖着把垛起来的墙坯刮直刮平。这样用泥巴垛墙一次只能垛不高的一层，这层干硬有筋骨了，再往上垛一层，一层一层慢慢来，循序渐进，不然一次垛的太高会受不住压力整个垮下来。垛到高层时，要用木杆搭脚手架，采用接力的方法从地面把泥传上去。一天干下来，浑身的骨头就像散架一样，好在年轻力壮，睡上一晚第二天又是生龙活虎了。到炕房封顶苫好麦草和小瓦，立在场边，我们还真有成就感。
        就这样我们用十来天的时间，就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成为了合格农民。插队一年后，大队在北地划了一百亩土地，并盖了两排砖房，成立了大王大队知青新建队。我们搬过去后，打了机井，县里又奖给一辆手扶拖拉机，和派驻的老农代表一起，辛勤耕耘我们的“小天地”。我们不光种各种庄稼，而且种瓜种菜养牲口，还喂了几只狗看家护院，冬天领着在麦地里撵兔子……既有劳累，也有快乐。直到 1978年恢复高考后，到郑州上学，我结束了三年的知青生涯。
        （本文作者系漯河人民银行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