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桂梅
我叫侯桂梅，1964年 8月考进郾城县高中，本该 1967年毕业参加高考，却由于 1966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到 1968年上半年响应毛主席的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这批在校四年多的老三届高中生，才于当年 8月 6日离开学校，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回到了当时的郾城县召陵公社呼雷张大队侯庄村老家，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进了社会。
走进知青生活，是我人生的低谷。由于我家是地主成份，我属于黑五类子女，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黑五类及其子女的生活是所有人难以想象的。由于我是回乡知青，大队一切外出活动虽然也让我参加，但是同去的人中午都有大队发的生活费，唯独没有我的，每当这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心想：这就是接受再教育的现实。在学校读书期间，我曾因是地主家庭，知道自己的
出身不好，别人看不起，话说多了会惹事非，所以，不敢随意说话，不参与任何争议，于是我就一门心思努力学习，专心致志的读书，所以，无论在哪个学校上学，无论哪个阶段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同学们都认为我的脑子灵，实际上我对自己最清楚。
我的家庭因为我的二叔而成为地主家庭。解放前，我二叔是一个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早已逃亡在外，杳无音信。我父亲是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虽然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但生产队的两大屋子牲口交给他一个人喂养，个个喂得膘肥体壮，每年还拢大几头牛犊、几匹马驹子。在学校时我恨过我的家庭，回乡后，我看到父母昼夜辛劳，没有做坏事的思想和行为，我就原谅了他们，并且只要我干得动的活，不怕个别人的疯言邪语，我总是替父母干。在接受再教育的开始，作为一个身单力薄的女孩，重活干不动，技术活干不成，又是地主之女，生产队长在分派农活时，也好像有意为难我，专挑重活、脏活让我去干。说实话，当时思想十分沉重，自感压力很大，但转念一想，自己就是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脏、累是锻炼的好机会，也是学习实际生活的好机遇，于是我咬紧牙下决心突破这道难关。在种红薯时，我干担水的重活；往地里送粪时，我主动去拉架子车；下雨天可休息时，我无偿的去炕烟叶房捡烟叶；给父亲送饭时，主动给牲口添草、撒料、扫地、清粪。天长日久，我迈过了劳动累的坎。1970年年初，大队干部通知我去学校教书，由于生产队长没有通知我，我主动的放弃了。
记得 1970年秋后的一天，我从地里干活放工回村，老远就看到我队的白骡子绕着村子拼命地狂奔，路两旁站着成群的人不敢拦，后边的人累的不行也追不上，我走到村边顺手摘了一把洋槐叶，就把这没人敢拦的家伙乖乖地领到了它的槽头拴好。所有在场的人都投来了仰慕的眼光，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这闺女真中！”
经过两年多的农活锻炼，身体强壮了，思想也开朗了，生产队长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专拣轻活给我干了。如分配我去记帐，领孩子们拾麦等等。1971年初，大队干部又一次通知我去学校教书，这一次生产队长也直接通知我，这样我就到召陵公社呼雷张学校教书，成为了一名民办教师，除了工分之外，每月还有 3.5元的工资。1971年年底结婚后转到李付吴学校任教。
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婚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亲眼看到挨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有些是受老婆的阶级成份高而受牵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暗下决心，要嫁一个没有大成就的男人，这样就不会因为我是地主之女而影响他的前途。我曾对我最要好的同学谈了我的想法，她劝我“不要这样折磨自己”。我说：“结婚后，能过就过下去，不能过，就结束。”我是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我丈夫对我一直很好。方便别人，快乐自己。因我的存在，使生活在我身边的人感到幸福是我的向往。自 1971年进入学校教书，我就充分发挥自己学业的特长，全心全意地向学生传授知识。1982年经过正规招教考试转为公办教师，这是我人生的最高待遇，我更加努力地干好本职工作。
八十年代初，传统文艺复苏，刘兰芳大师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等每天上午十一点钟准时在收音机里播放。改革开放初期能听到刘兰芳大师的评书是一种难得的文化享受。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收音机，放在教师集体办公的教研室里，每到上午十一点钟总有人打开收音机供大家收听，学校年轻教师对节目很感兴趣，总是千方百计地凑在教研室。这样，十多个班的第四节自习课就无老师辅导，我便主动地担起十多个班的巡回辅导员，指导学生上好自习课。我一人忙累，而同事们得到艺术享受，我也不感觉累。自进校我一直教中学数学，1983年上期我教两班课，其中一班的班主任要利用业余时间进修成人高招，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又担当起她那个班的班务工作，直到她拿到了文凭。她很感激，我心里也很快乐。另一位刚进学校的老师，对数学业务不太熟，她找我帮忙，于是我就把当天她要讲的内容给她辅导一遍，然后她再到教室上课，这样坚持了半学期，期末她班学生的数学成绩很理想。1993年春，召陵镇一中的几位校领导提着礼物到我家邀请我到召陵镇一中教书，待他们办好了调动手续，我就又转到了镇一中，从 1993年进镇一中到 2003年退休几乎年年被评为模范教师，我曾两次把县模范教师的名额让给了需要的同事们，又曾多次用自己的工资为困难的学生补贴伙食费、买文具、买校服。他们都很感动，我感到非常幸福。近几年寒暑假办辅导班的事很寻常，辅导费也逐年上涨。很多家长找到家，让辅导他们的学生，我同意辅导，但声明不收辅导费，家长们都很感激。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 1971年到 1993年这二十二年中，我一直都在离家近的李付吴联中教学，1982年转正后也没有到其他学校去，主要为了我公爹他老人家。老人在我们的孝敬下，快快乐乐直到寿终。
这就是一个回乡知青的人生轨迹。虽然没有明星的轰轰烈烈，但我很心安理得，自我感觉生活很充实，没有辜负祖国、老师和父老乡亲对我的培育。
（本文作者系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一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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